刘涛:褚遂良楷书之变

中国书法网 2019-02-10 15:48:45





亦为高足



临写右军




褚遂良是欧阳询、虞世南的晚辈,相差近40岁,他们是初唐书坛上齐名的三大家。“初唐”这个时段,宽泛一点说,指武则天篡唐之前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共60余年。这三家的书法特点,盛唐书家徐浩有个形象比喻:“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欧得其骨。”虞、欧去世之后,褚遂良独擅大名,成为唐朝新生代书家的翘首。清朝帖学家王澍认为,褚遂良的影响力贯穿整个唐朝,“稍险劲则为薛曜,稍痛快则为颜真卿,稍坚卓则为柳公权,稍纤媚则为钟绍京,稍腴润则为吕向,稍纵逸则为魏栖梧,步趋不失尺寸则为薛稷”。刘熙载《书概》干脆把褚遂良称为“唐之广大教化主”。


他是褚亮的次子,生于长安,入唐时23岁。26岁出仕就在李世民秦王府做铠曹参军,管理武器装备。太宗贞观年间,由秘书郎做到中书令,以直谏著称,骨鲠风采,是魏征一流的人物。太宗临终托付后事,委为顾命大臣。高宗朝官至宰相,高宗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武则天),他执意劝谏,到了“解巾叩头流血”的程度,得罪高宗的神圣爱情,被逐出朝廷,贬到地方任职。初贬潭州(今湖南长沙),再贬桂州(今广西桂林),最终贬到当时唐帝国最南端的蛮荒之地爱州(今越南清化),63岁客死该地。他的子孙因受牵连也流放爱州,高宗临死前发慈悲,下诏“放还本郡”,这本郡不是褚氏汉代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而是自东晋以后定居的钱塘(今杭州)。


褚遂良 黄绢本兰亭叙


作为书法家,褚遂良的转折关口在43岁那年,顶虞世南去世后的空缺,开始兼任唐太宗的“侍书”。举荐人是唐太宗都要敬畏三分的魏征,推荐词是:“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在皇帝身边做侍书,俨然首席御用书家。那时,宫廷里还有一批擅长书法的“供奉搨书人”,如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之流,太宗赏赐皇子和朝贵的王羲之《兰亭序》摹本,都由他们复制,赵模还写过昭陵大碑。他们无学识,不过是宫廷里的工艺匠人。贞观年间,殷令名、于立政等官员也写碑,却非皇家钦点之制;太宗的近臣长孙无忌和杨师道写过《唐太宗登逍遥楼诗碑》,但是书法不如褚遂良专业。


唐太宗留心翰墨,推崇右军,褚遂良做他的“侍书”,写写画画,闲聊书法,当然围绕王羲之。《旧唐书》有一段记载:“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史家记下这件事,表示褚遂良不仅能写“王书”,而且具备随疑剖析的学养。褚遂良鉴定御府的藏品,编过“王书”真迹目录,按正书、行书分门,每卷节录各帖前一两行文字,注明行数,名为《右军书目》,被晚唐学者张彦远编入《法书要录》,至今仍是研究王羲之书法的重要文献。


褚遂良的书法师承有些复杂,不专一家。唐朝李嗣真《书后品》称褚遂良“首师虞(世南),后又学史(陵)”,而且是唐太宗也“受之于史陵”。张怀瓘《书断》说他“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也提到师从史陵。因为父亲褚亮与欧、虞同僚的关系,褚遂良与这两位书法前辈早有交往。唐朝《国史异纂》记载了褚遂良向虞世南请教书法的一段对话,他攀比两位书家,一位是虞世南的老师智永,一位是欧阳询。


被“追认”到褚遂良名下的《倪宽赞》


褚遂良的传世书作,有些是后人“追认”到褚遂良名下的古代书迹,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楷书《倪宽赞》、《临王献之飞鸟帖》,行书《临王羲之兰亭序》,草书《临王羲之长风帖》。世间流传一卷楷书墨迹《大字阴符经》,笔法结构很像褚遂良晚年风格,却是后人所写。刻本《文皇哀册》、《枯树赋》写得都像褚遂良,前者可能出自米南宫的临本,后者是赝品。


可信的褚遂良书迹,唯有五通楷书碑铭,中年两通,晚年三通。最早写的碑铭是《伊阙佛龛碑》,又名《三龛记》。“佛龛”是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母亲长孙皇后而造,雕刻在洛阳龙门山宾阳洞内,不如龙门山卢舍那佛那样巨大。题记铭文刻在“佛龛”旁边石壁上,作用类似造像题记,因为仿制碑形,铭文篇幅又长,所以称为“碑”。《伊阙佛龛碑》写于贞观十五年十一月,85岁的欧阳询正在这一年去世,大概老一辈凋谢之后,46岁的褚遂良才开始书写碑铭,在社会上亮相。


褚遂良46岁写的《伊阙佛龛碑》


他写《伊阙佛龛碑》,笔画求其挺,骨格外耀;架构求其方,字形周正。虽然不如欧字紧结高耸,有些生硬,但峻整的风格颇似欧体。《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褚遂良擅长楷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或许早年学过欧体。唐朝书法史研究专家朱关田谨慎地推测,褚遂良“或当受欧阳询的影响”。半年之后的贞观十六年五月,褚遂良又写了《孟法师碑》,笔调趋于柔和,结体变为欹侧,亲近虞字的遒丽,稍有一些“王书”的意思,但仍有欧体的骨力。中年的褚遂良,好像还在欧、虞两家之间游移徘徊。


褚遂良47岁写的《孟法师碑》


说来奇怪,当时褚遂良已是“甚得王逸少体”的中年书家,又做了几年侍书,亲见大量“王书”,没有谁能与他相比,可是写的碑铭楷书竟不类“王书”。想来也有难处。王羲之只有小楷书传世,要想展为大字,用笔和结字的方法都要改变,对于初试碑铭大字的褚遂良来说,恐怕还是一个书法难题。也许直接便当的做法是效仿当时的写碑胜手欧阳询,即使不学欧体,只是遵循写碑铭通行的手法,“结字欲其充实,行毫欲其饱满”,想与“王书”同调也难。


褚遂良57岁写的《房玄龄碑》


10年后,褚遂良写的《房玄龄碑》,不再是欧、虞的影子。他在用笔上找到变法的出路,笔锋入纸浅,笔画细劲,仿佛画人透衣见肉,透肉见骨,点画的气质就变了,字的结构随之疏朗起来。用锋尖写字速度快,运笔灵活,转折翻挑,曲直向背,都很活脱自然,有行书的流动情调。


《房玄龄碑》只是褚遂良自立家法的标志,巅峰之作是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写的两通“御制”碑铭:一通是十月写成的《太宗文皇帝制三藏圣教序》,另一通是十二月写成的高宗做太子时撰文的《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后人把两碑的拓本装为一册,简称《雁塔圣教序记》。碑石嵌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塔门两侧的龛内,那里是长安名胜,各地文士骚客、善男信女云集之地,碑铭既是二帝推奖佛法的宸文,又是名家重臣书写,自是游人争睹的一道景观。褚遂良去世5年后,就有人在褚遂良曾经做官的同州翻制这两块碑,共刊一石,托名“褚遂良书”,俗称《同州圣教序》,现在移到西安碑林博物馆保管起来。


褚遂良58岁写的《雁塔圣教序》


这两通楷书碑铭是一次写成,太宗撰文的那通碑铭更为精致,即书家习称的《雁塔圣教序》。那一年,褚遂良58岁,官至相位,登上仕途的顶峰,心情颇佳。书写“御制”文章,态度认真又可想而知。他仍然提锋写碑铭,用笔比《房玄龄碑》老练沉实。风韵十足的笔画,清劲而又灵动舒展;媚趣四溢的结体,疏朗而又欹侧多姿。盛唐书家比为风姿绰约的“美人婵娟”。


褚遂良的碑铭楷书,前后风格大不一样。晚年变法,提锋写碑铭楷书,减肥提神,查有实据,事出之因却很迷离。唐人说他“临写右军,亦为高足”,揣摩起来,难道是化用右军小楷用笔之法写碑铭大字?唐人多次提到,褚遂良中年时学史陵,发现史陵的“妙处”,要他保密,“此法更不可教人”。史陵没有书迹传世,按唐人的说法,有“古直”、“疏瘦”的特点,估计史陵的用笔、结字之法是触发褚遂良大胆变法的契机。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真伪,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的书法研习之精熟。

  由于继传统而能创格,《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然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着强烈的个性魅力。



一、初唐四大书家之一

  从汉代到唐代的六百余年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伟大的书法家。在晋代,被后人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留下了他们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作品。随后,宋、齐、粱、陈的书家,依然继续着他们的遗风。而此时的北部中国,却在一种宗教意识的推动下,独创了一种与文人书法相对的——即与玄妙的、简约的、清淡的、平和的书风相对的那种雄浑、博大、壮硕、朴拙的书风。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结束,隋朝的建立特别是唐朝的建立,使书法艺术南北相峙的风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18年,强大的唐王朝建立。随着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复兴,书法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瞻前顾后,那么,在汉魏,艺术风格过于质朴;在两晋,又太变幻莫测;宋人书法艺术风格又以老成为倾向:而元、明、清的书法,似乎每况愈下。只有唐代,才在书法中表现出那典雅、华贵、丰满和情韵的成熟的美。每当我们面对唐人书法作品时,不禁惊诧于唐人书法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唐代书法家因此和晋朝书法家一起,被后人称为“晋唐传统”。他们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这个传统之中,褚遂良占着异常重要的位置。从某方面来说,他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贡献都要大。



二、褚遂良的政治生涯

  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他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丙辰(596),籍贯浙江钱塘。他的父亲褚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当时正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朋友。

  隋未战乱四起,强大的唐王李渊的军队战胜了一切对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这一年,褚遂良还在甘肃。他的父亲褚亮仕隋为东宫学士。因为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618)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在唐朝建立之后,最初对唐发动军事挑战的,乃是薛举。他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城长安。但他从西北向长安推进时,却突然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618年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的部下纷纷投降唐军,他也不得不投降。随后,他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则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

  最初,他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掌管军务的位置。从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后来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的话:“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公元621年,李世民因战功显赫而名声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雄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组成了一个大约五十人的随从集团,其中许多人是来自于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中的杰出人物。也就在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致于人们把能够进入文学馆,称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尽管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小一辈。他在初唐的书名不仅不比他们差,而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更使他的书法艺术有如猛虎添翼。

  另外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的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人们把他称作“馆主”。像这种尊称,在以前是没有的;在他死后,为数也极少。




  高祖武德九年(626)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从此以后,“贞观之治”驰名于世。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起居郎二人。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在此时又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剑桥中国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时,曾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鲠直。

  贞观三年(629)末,唐太宗下诏书,想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一是超度在战争中的亡灵,二则是纪念战役的胜利,刻石立碑以铭记功业,并颁布了负责其事之人的名单。名单中,除了虞世南、李百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以外,还有年仅三十三岁的褚遂良。在唐太宗大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寺碑即由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可惜此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贞观十二年(638),李世民视同师长的大书法家虞世南逝世,这使李世民感到特别的伤心。太宗曾叹息:“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徵适时地将褚遂良推荐给了李世民,太宗即刻命他为“侍书”。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争着献上领赏。如何鉴别真伪?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最为熟悉的,他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褚遂良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李世民的极大欢心与信任,于是便将他提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谘询。同时,褚遂良也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话是对的。

  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的得力助手马周死了,褚遂良才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他就被提升为中书令,接替了马周的位置,成为继魏徴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他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在八年后,被黜的褚遂良写给高宗的信中曾提到:“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于大告,内外宁谧。”(《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事实也确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年仅二十一岁。高宗即位后,就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但是在实际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来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由柳奭取代了他的中书令的位置。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在高宗统治初期,李治刻意效仿太宗的所做所为,褚遂良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但是,不久,他和胆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正面对着一个更为强大、机敏和肆无忌惮的对手武曌(后来的则天皇帝),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们都成了失败者。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曌进入后宫,成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爱,似乎在同时也得到了年轻的太子的爱情。太宗死后,公元654年左右,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曌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得到高宗的宠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载,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勣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对立的两派,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李唐家族从六世纪初期兴起之时、就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纽带,形成所谓“关陇集团”,而他们自西魏以来,就已在北方形成统治阶级的核心。像反对废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便是关陇集团中的成员。而支持武则天的那一帮人,却出身于其他地区,或是商人,或通过科举制度而进入官场,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这样,武则天与王皇后之间的争斗,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简单争斗,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山东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武则天终于在655年的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残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将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659年,禇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三、褚遂良的艺术创作

  唐代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就这种文化的总体来说,是高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涌现了一大批一流的政治家、文人、鉴赏家,他们礼貌周到,谈吐隽雅,有极好的艺术修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像沃尔夫林《艺术史原理》中所说的——就在于把风格设想为一种表现,一种时代与一个民族的性情的表现,而且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褚遂良的书法,正好也体现了这几点。也就是说,在他的书法艺术之中,既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时代的风气,也是他那个阶层的贵族气息的展示,同时,也可以见出他自己的那种可以称为“唯美”的审美态度。与他作为政治家一样,在他身上体现了艺术家的气质。

  遗憾的是,褚遂良几乎没有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著传下来,以致于我们不能一目了然地知道他的书学主张。但褚遂良的父亲禇亮与欧阳询、虞世南为好友,这当然会影响到褚遂良的书法风格。

  褚遂良与虞世南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这话可能一直在激励着褚遂良。

  自有书法以来,人们便对它的美做出种种的探索:在汉、魏,人们对它的“势”赞美不已;在晋、南北朝,人们对“笔意”津津乐道;在隋唐,人们开始对书法的“结构”之美而感到赏心悦目。但是,他们显然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书法创作之中的“心”、“手”、“笔”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开始。虞世南著有《笔髓论》,其中“契妙”一节说:

  “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纶指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这是由艺术的形态方面向艺术的根源之地进发的一种标志。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了艺术的修养问题、艺术的创造问题。他们明显地与“尚意”书家们面对的问题相一致了,而这正是中国书法创作史上的一个进步。再引虞世南《笔髓论》中的另两节“释真”与“释行”,来揣摩褚遂良的书法创作:

  ……若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如微风摇于碧海。气如奔马,亦如朵钩。变化出乎心,而妙用应乎手。然则体约八分,势同章草,而各有趣,无间巨细,皆有虚散。这是一种多么抒情、多么轻灵的风格啊!“体约八分”,不就是含有浓厚的隶书笔意么?“皆有虚散”,晚年的褚遂良,不正是就这样地由质实而走向虚散么?

  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加以掉笔联毫,若石璺玉暇,自然之理。亦如长空游丝,容曳而来往;又似虫网络壁,劲实而复虚。右军云:“游丝断而能续,皆契以天真,同于轮扁。”又云:“每作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由书法的意象之美,到书法的笔法之美,便铸造了褚遂良的优美的书风。

  褚遂良书艺的最为突出的特色为“空灵”。梁巘《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

  在欧书或虞书之中,我们都找不到明显的运笔的痕迹。但是褚遂良却不同,他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强调这种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韵律,异常明快。像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衂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书法之中,体现得是最为彻底的。

  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欧阳询的机遇都要好。他可以在优游不迫的生活之中,纸、墨、笔都极其精良,在面对一张纸时,可以仔细地考虑每一点一画如何处理。因此,他的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风度,一种最微妙、最飘忽的心情的变化。

  按照这样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作品时,我们便要惊讶于这些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杰作:它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整体。当褚遂良将他的书法艺术推向它的最高峰时,他便以这种种的美,建成他的书法境界:没有一点铺张,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自然和平静,并不要求艺术有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刺激,要求用笔、风格、线条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过是在纸面上,以笔锋展开一种优美至极的舞蹈——它的妙处,就在于它的潇洒自然,即不仓惶失措,也不锋芒毕露。它让人看了,觉得只是一种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种精致的趣味。





四、早期作品

  阮元《南北书派论调》里有一句说:“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这是入木三分的见解。

  褚遂良一生究竟留下了多少作品,由于文献的缺乏,无法确知。但是,即使现在留下的只是他的无数作品中的一部分,也足以见出他的才气与风采了。

  这里所要分析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指他的风格而言,而不是指他的年龄而言。他的最早传世作品,就是《伊阙佛龛碑》)。它是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褚遂良四十五岁时所书,碑文为岑文本所撰。这是魏王李泰为他的母亲长孙皇后所立。能为长孙皇后书碑,可见褚遂良在唐代初期的书法界中,地位是何等的高了。



  虽说是碑,实际上却是摩崖。它与碑一样,都是为歌功颂德而存在的。两者功用相同,在创作时却面对着不同的环境:一个是光平如镜,而另一个则是凹凸不平,书写的环境也不会那么优游自在。于是,摩崖书法的性格特征也就不言而喻:因无法近观与精雕细琢,于是便在气势上极力铺张,字形比碑志大得多,舒卷自如,开张跌宕。正是在这一点上,摩崖书法所具有的魅力,像汉代的《石门颂》、《郙阁颂》、《西峡颂》以及《开通褒斜道刻石》,它们的大度、自然、拙朴,即使是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真正的碑志精品也无法比拟。著名的“龙门造像题记”以及在山东平度县青杨东北的天柱山摩崖石刻,其气度之开张,韵致之飞扬,都可以视为典型的摩崖书风。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是这样一种美的延续。


  《伊阙佛龛碑》刻在洛阳龙门石窟的宾阳洞内。宾阳洞位于龙门山的北部,南北中三洞并连,中洞于北魏景明元年(500)着手凿削。这个浩大的工程动员了八十万人,历时二十四年,在正光四年(523)完成。洞壁上刻有本尊释迎牟尼和两胁菩萨,天井雕有莲花宝盖以及飘逸的十人伎乐供养天人像,另外,洞口内壁有“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像”等四种大型浮雕。宾阳洞的南洞与北洞在北魏时开始营造,唐初完成,《伊阙佛龛碑》就刻于此时。它与北魏雕像的秀骨清像之风极为吻合。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论到南北朝文学的差别时说:“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引申到书法之中,褚遂良的这个《伊阙佛龛碑》,正是重乎气质之表现的,而不是他晚年的“清绮”之美。

  清人姚鼐《海愚诗序》中论到文艺之美的两种倾向时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果日、如火,如金鏐铁;其于人焉,如凭高远视,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谬乎其如叹,逸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如果说,褚遂良后期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的话,如清风、如朗月、如舞女;那么,在这里所看到的,却是一种阳刚之美,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浩乎沛乎,刚健辉光。欧阳修《集古录》中也说此碑“字画尤奇伟”。清人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中说:“中令晚岁以幽深超俊胜,此其早岁书,专取古淡,与《孟敬素》用意正同。”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则以为:“龙门《佛龛碑》,则宽博俊伟。”上述各论无不是注目于他的雄伟俊逸上面。

  这是一种来自北朝书法风格的美。他在线条之中,没有后来的那种飘逸、轻妙,而是庄严,仿佛含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表现着一种超迈的、斩截的、充沛的、威严的境界。他被称作北朝书风的大师,但与北朝书风又不尽相同。北朝碑刻更多是出自于无意识的流露,因而难免粗糙。褚遂良却加入了文人气质。他那宽泛而稳妥的节奏,他的线条中具有的柔和、深沉、细腻的律动,他的立意准确而并不夸张地在讲究着典雅,却又超脱于前者。在满足了所要表现的美的条件的同时,也适应了人们对典雅与自然所具有的那种矛盾而神秘的喜爱。

  再看他的《孟法师碑》。全称是《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642)五月立。岑文本撰文,原石久佚,传世有清临川李宗瀚藏唐拓本。

  从骨力刚健的角度上来说,它与《伊阙佛龛碑》有相同、也明显地有不同的地方。他平直的用笔有了曲线,字势力求开张,隶意虽有,却更内敛,横画的俯仰起伏与竖画的努势,已经开创了后来成熟时期书风的最为鲜明的特色。可以说,这是禇遂良书法艺术变法的开始:他在有意识地融汇各家之长,在古法与新态、用笔的方与圆、笔画的曲与直之间寻求着自家风格。李宗瀚的题跋所指出的,正是这一点:“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馀,高古近二王以上,殆登善早年极用意书。”换言之,他对古典书法所具备的单纯之美、静穆之美,以及冷静的理性精神,已经有所偏离,而走向更自由的表现。



五、对王羲之的倾倒

  唐代书法的风格变化是与国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开的。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李世民的一桩趣事: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员,赐宴于玄武门。太宗乘兴取笔作飞白书。众臣也乘着酒兴从太宗的手中竞相争夺。散骑常侍刘洎竟登上龙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这件书法作品。这样的举动显然把众人吓坏了,同时也因为有妒忌之心,众臣一齐跪下请求按照法律将刘洎处斩。太宗却笑着说:“昔闻捷媛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竟这样轻松地就赦免了刘洎的罪过。在这样的热爱书法的氛围之中,无疑会产生众多而伟大的书法家。

  在《晋书》中,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这样赞美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必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作为《晋书》主编之一的褚遂良,对这一传赞肯定是有刻骨铭心的印象的。尤其是后面的几句“状若断而还连”云云,不就是晚年褚遂良的书法风格中最大的特色么?对李世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褚遂良,毕生都在追求着与实践着这一点。

  褚遂良在书法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漩涡,#持续地沉湎于其中,专心致志地遵守着王羲之的规范。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在贞观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也正因为如此,他又开拓了书法的视野:他在中国书法的体格与形态中,找到了一种贵族的或属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品味。这品味是华美的,而不是朴素的;是如精金美玉的,而不是浑金璞玉的。

  在清乾隆皇帝所宝爱的八本《兰亭序》摹本中,至少有两件是归于褚遂良名下的。从摹本来看,这是他成熟期的作品。他一方面想把自己纳入到王羲之的书风中去,另一方面却仍然顽强地露出他自己的趣味。他自己的笔意和王羲之的字形在同一件作品中交相出现,轮流居于主导地位。这引起了宋人米芾的极大兴趣,以至于在摹本上再三作跋:“虽临王书,全是褚法。其状若岩岩奇峰之峻,英英秋秀之华。翩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鶱,类逸群之鹤;蕙若振和风之丽,雾露擢秋千之鲜。萧萧庆云之映霄,矫矫龙章之动彩;九奏万舞,鹓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赏群仙也。”像这样的评价古代书家,在米芾那里,除了褚遂良以外,是没有第二人的。米芾还进一步分析说:“至于‘永和’字,合呈其雅韵,‘九觞’字备著其真标;‘浪’字无异于书名,‘由’字益彰其楷则……。信百代之秀规,一时之清鉴也。”

  的确,褚遂良的这个摹本,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他的“意临”部分,即属于褚遂良个人的审美趣味时常在其中闪现,有时甚至占了上风,充分地体现自己的笔法与意态。王世贞也看出了这一点:“书法翩翩逸秀,点画之间有异趣。”此帖血脉流畅,神采飞扬,堪称褚遂良学习王羲之最为优秀的一件作品。

  更有进者,人们还将王羲之的《长风帖》也归于褚遂良的名下(载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一册)。虽然作为临书,难以表现自己的意志、性情,难以摆脱被临作品的规范,但是褚遂良控制笔墨点线的能力却在这里展露无遗。李嗣真在《书后品》之中评论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在肯定的同时,又批评此帖的连带间显得有些做作,不够自然。但是,当法度的束缚稍稍松懈一些时,禇遂良自己的趣味就会涌出来,其意态超过了法度,这种精彩的东西尽管一纵即逝,只是那么连续的两三个字,带着一种温柔洒脱之中增进的沉思的、成熟的精神,而留下充满着精妙的健康气息的温婉和洒脱之中的超越心境,呈现崭新的面目。这也是褚遂良临习王羲之书法的与众不同之处。



六、优美的褚遂良风格

   晚年的褚遂良,在书法上达到了一个至为高超的美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把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作品和禇遂良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们会明显地看到一种风格上的转变。显然是对笔法的追求,造成了这种转变。如果说,书法中楷书之有笔意的表现,当以褚遂良为最高。如果说,北碑体现了一种骨气之美,欧阳询体现了一种来自于严谨法度的理性美,虞世南体现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敛之美的话,那么,禇遂良却是表现了一种来自于笔意的华美。在欧阳询或虞世南那里,线条与笔法是为塑造字型而服务的。而褚遂良则不然,他是一位具有唯美气息的大师,他刻意地处理每一笔画,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与每一个转折……,而结果则是,这种刻意却超出了字形以外,而看来好像具有一种脱离了形体的独立意义,使点线变为一种抽象的美。

  可见由欧阳询等人建立起来的严谨的楷书结构,在禇遂良的笔下,已经开始松动。这种松动并不是由于他功力不够,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他知道如何运用结构的疏密、用笔的疾缓来表现流动不居的情感。倘若我们将欧阳询推举为“结构大师”的话,褚遂良则是“线条大师”。他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而明显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飞动之美。

  这种飞动之美来自于何处?显然,褚遂良比起欧阳询或虞世南都更富于艺术天赋,也就是说,在他的艺术化了的性格之中,更有一种智慧的流露。袁中道在《珂雪斋集》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中说:“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在褚遂良的书法中,的确可以见到这样一种由“慧黠”而带出的流动之美、舞蹈之美。他在用笔时就像舞蹈家灵敏比的脚尖,纵横自如、卷舒自如。在轻灵飞动的连续动作中,完成一个又一个美的造型。在褚遂良那细劲、遒婉的线条中,有一种神融笔畅似的适意,悠悠地流动于指腕之间,落实在点画之间,从而体现作者刚正、鲠直的性格和满腹经纶的学识修养。

  蔡希综《法书论》对褚遂良的用笔作了如下的比喻:“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这种明净媚好,然而却又沉著飞动,正是褚遂良用笔的最大特色。

  褚遂良成熟的风格,应以《房玄龄碑》的出现为标志。此碑全称《大唐故尚书左仆射司空太子太傅上柱国大尉并州都督□□□□□□□》,亦称《房梁公碑》。贞观二十回年七月立,三十六行,行约八十一字,原碑额阳文篆书“大唐故左仆射上信国太尉梁文昭公碑”十六字。碑在陕西昭陵。

  左仆射房玄龄死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而贞观只有二十三年,所以此碑当立于公元648—649年之间,褚遂良五十二三岁。这时他的书风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不仅与《伊阙佛龛碑》不同,就是与《孟法师碑》大不一样。最明显的,横画已有左低右高的俯仰,竖画的努笔也明显地有向内凹而呈背势;隶书似的捺脚仍然存在,却增加了行书用笔,字势显得极为活泼。褚遂良书法中特有的婉媚多姿在此时已经定型,并进一步走向成熟,便是以此碑为标志的。

  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中说:“《慈恩圣教序记》及此最其用意书,飞动沉着,看似离纸一寸,实乃入木七分,而此碑构法尤精熟。”的确,无论是从用笔上还是从结构上来看,这都是褚遂良独出心裁的创造。每一点、一线、一笔,都注入了十足的精神。所以郭尚先又以为“中令书此最明丽而骨法却遒峻”。

  他那细劲的线条,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表现朴厚,而是在朴质刚劲之后提炼出来的优美与洒脱。他甚至为了追求美而简化字面上的东西,把细节删减,以使重要特征格外显著。例如在《雁塔圣教序》中,他便保留并强调了粗壮有力的捺脚,以与其他细劲的笔画作鲜明的对比,而愈发显得笔势的壮硕与酣畅。但是,他的继承者们却显然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只取其瘦劲,而忽视了他的丰腴一面,而使丰富的表现力丧失殆尽。所以,在窦臮《述书赋》中说褚遂良的书法“浇漓后学”,正在于此。

  他的最著名、最成熟的作品,当属《雁塔圣教序》,共有两块,立于永徽四年(653)。《序》书于十月,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李世民撰文;《记》书于十二月,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李治撰文。褚遂良时年五十八岁。仅从两位皇帝亲自撰文这一点来看,褚遂良所具备的政治地位,该是无与伦比的了。

  杜甫有诗句云:“书贵瘦硬方通神。”《雁塔圣教序》表现的正是这种“瘦硬通神”的审美趣味。它的线条虽然与隶书的丰厚不一样,但是,这却是褚遂良作品中隶书笔意最为浓厚的一件作品。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中敏锐地指出这一点:“……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筩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书法,有谓多骨微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河南(指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

  他的用笔正是摒除了一切冗繁,而留下精华,在细劲中体现凛凛的风骨。

  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可以看作中国书法史上楷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从钟繇、王羲之那微扁的带有明显隶书体的楷书;到北魏时期对楷书做出各种探索的绰约多姿;再到欧阳询对楷书做出的结构方面的贡献,与虞世南楷书中表现一种来自南方传统的文化品味;一直到褚遂良,从早年的稚拙方正脱化而出,然后进入用笔之美的深层,在表现他的华美笔意的同时,又恰当地渗入隶书笔意,以表现其高古意味,这是褚遂良在楷书中最为突出的贡献。《雁塔圣教序》是他最为得意与最为精心之作,因而也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

  还有两件墨迹也颇能体现褚遂良的优美风格。一是《倪宽赞》。这件传为褚遂良所书的墨迹,对唐太宗李世民之“民”字,以及唐高宗李治之“治”字,皆不避讳。陈垣《史讳举例》研究,唐代书法中避讳缺笔的,最早见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时褚遂良已死去六七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褚遂良不避皇帝名讳,亦属正常。宋赵孟坚跋:“此《倪宽赞》与《房碑记序》用笔同,晚年书也。容夷婉畅,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容夷婉畅”,是这个帖的最大特色。明人王偁《虚舟集》评此帖说:“其自书乃独得右军之微意,评者谓其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变化开合,一本右军。其诸帖中《西升经》是学《黄庭》,《度人经》学《洛神》,《阴符》学《画像》。《湖州独孤府君碑》、《越州右军祠记》、《同州雁塔两圣教序记》是其自家之法。世传《兰亭》诸本亦与率更不类,盖亦多出自家机轴故也。今永新文学邓仲经甫所藏《倪宽赞》正与《兰亭》、《圣教序记》诸帖相似,笔意婉美,似瘠而腴,似柔而刚,至于三过三折之妙,时加之意,诚褚法也!”文中所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三过三折之妙”,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优美的褚遂良书风。

  在横画上,褚遂良已经开启了颜真卿楷书的横画的处理方式,即起笔颇重,再提笔轻过,然后结尾时又顿笔收锋:甚至他的钩也给了颜真卿以灵感,在稍稍一顿的瞬间,再轻轻提出。颜真卿被后人称为能够变法出新貌。实际上,唐代楷书的变法始于褚遂良。

  另一件是《大字阴符经》。据说褚遂良奉旨书写《阴符经》,有一百九十卷之多。除《小字阴符经》(刻帖)之外,就是这一弥足珍贵的纸本墨迹了,楷书九十六行,有四百六十一字。上面铃有“建业文房之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等鉴藏印。在帖的背面,有南唐升元四年(939)邵周重装、王□复校题字。从这点上来说,它至少在南唐以前就存在了(参看徐无闻《褚遂良书法试论》一文,载于《书法》杂志1983年第六期)。

  认为它是伪作的人,其佐证是褚遂良署款为“起居郎”。那时他的书风应该是《伊阙佛龛铭》一路的,而不是晚年《雁塔圣教序》式的。作伪者只知道褚遂良做过“起居郎”而不知其他。在《雁塔圣教序》中,褚遂良明明地写着“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河南郡开国公”这样一系列官衔,作伪者为什么偏要署“起居郎”呢?

  认为它是真迹的人则以为,褚书的全部特色都体现在其中,同时也最能代表格遂良的风格。沈尹默便力主其真。他的《跋褚登善书、〈阴符经〉真迹》以及《再跋褚书大字〈阴符经〉》两文中,则将时间限定为贞观十年至十五年(636—641)之间:“其字体笔势亦与《伊阙》为近。《伊阙》既经模拓,笔画遂益峻整,少飞翔之致,杂有刀痕,故尔褚公楷书真迹传世者,唯此与《倪宽赞》两种。”的确,从字势扁平开阔上来说,《大字阴符经》与《伊阙佛龛铭》有着极为相同的地方;更重要的在于,石刻书法从来就与墨迹书法有着不同的地方。

  对于《大字阴符经》来说,仍然真伪难辨:一方面,世称《大字阴符经》为赝作;而另一方面,则又确信它的确代表了褚遂良的书风!如果不是褚遂良的作品,那又是谁的呢?谁又能有如此高超的艺术水平?

  宋人扬无咎跋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赡,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草书的笔势竟能于楷书中毕现无遗,这是何等神奇的手法!

  如果细看,可以发现,他没有一笔是直的,而是曲的;没有一笔是像欧阳询或虞世南那样保持着每一笔画的平直与匀净,而是偃仰起伏,轻重缓急,极尽变化之能事。从笔法上来看,萧散而恬淡,不衫不履中尤见性情的流露,可谓极尽风流。

  总之,从笔法与体势上来说,褚遂良是直接承继晋人风度的;或者说,他在同时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晋人韵致的书家,并将这种风韵也表现在自己的书作之中。他既是初唐楷书风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晋人书风的继承者。在他之后,人们便走向了另一种书风,虽然魏晋人的风度仍然是人们所追慕的对象。



七、“广大教化主”

  将褚遂良与同时代的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相比,是否意味着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或者说,是由张怀瓘所说“妍美功用”而趋向以“风神骨气”为美的纯艺术转变呢?

  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正表明了一种与以前的书法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

  褚遂良书法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不管褚遂良是否刻意地在追求这一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注入作品之中的那种情调,又从作品之中飘逸出来,而让我们为之神往。

  苏东坡在《题唐六家书后》一文中,曾将隋唐时期的六位书法大师逐一作了评价: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真知书也。知书者,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对褚遂良的书法只用了四个字“清远萧散”。这种清远萧散,正是东坡所追求的意境之美。

  米芾在评书时,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分别作了评述:“欧阳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如新疾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这些唐代书法大家没有一个不受到米芾的挑剔,唯独对褚遂良却是这样的赞美:“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对褚遂良《兰亭序》的摹本更是推崇备至(见前),甚至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同样也是如此赞美:“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熊秉明在《日记摘抄——关于罗丹》中引查德金(Zadkine)的话说:“……在雕刻里要把握的是‘精神结构’(structure spirituelle),这是唯一的原则,其余则任凭你们创造……”。褚遂良提供给后人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结构”,让学习他的人。从他那里拿走笔法、拿走笔意、拿走结构、拿走法度,然后从事自己的创造、改革、翻新……。薛稷学他,瘦硬通神,跻身于“唐四家”之列;薛耀学他,风骨棱棱,不仅作为一时的名手,而且开启了宋徽宗的瘦金体;颜真卿也学他,颜体楷书是建立在褚遂良的楷书的基础之上的。

  刘熙载在《书概》中对褚遂良有这样的评价:“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广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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