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政策:封建帝王的“屠民术”

21世纪政经评论 2020-11-19 12:28:32

在中国,愚民政策有没有,问几个稍微懂得知识的朋友,回答都是肯定的。


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到了什么程度,大家都说不清楚;毕竟二千多年的封建史有点长,要说清楚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什么是愚民政策?


最早见到“愚民”两个字,是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忘了是什么时候,但写的主要是国外和古代。


因此,从时空上论,愚民政策是和现代社会是没有干系的。新中国以前的社会基本上全是愚民政策,只有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才开化,真正走向文明,愚民政策才彻底终止。


在新中国建立前,什么是愚民呢?


愚者,愚弄也;民者,大众也。愚民即愚弄大众。


愚民政策就是近代以前的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无知,闭目塞听的政策,主要针对在知识文化的传播、科教书的编定方面


而近代以前的知识基本上都通过官学来实施,所以由于近代以前统治者垄断了传播知识的渠道,所以愚民政策的实施就拥有了丰富的工具。


史学家吴晗曾在《论贪污》一书中,称整个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


政经堂(微信公众号mdzjt2017)认为,吴晗是从官员与财富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文化与公众的方面,从民众教化的角度上来说,二十四史又何尝不是一部愚民史。


愚民政策古已有之,从中国通史看,发端于一个私生子皇上——秦始皇。


虽然私生是偷偷摸摸的份,愚民却是明目张胆的,秦始皇的确没给政治开个好头,焚书坑儒也在历史上以骂名传世,直至今日,人们仍能闻到其中的血腥味。


秦帝国建立中央集权制,那时衣服旌旗均以黑色为贵,而庶民也以黑布缠头,号称黔首,过上了一阵子,“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的日子。


皇帝自称为,不过那时皇帝好搞兼职,所以宰相的事他也一并做了。《中国通史》中的说法是“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裁决”


也许是由于太多的政事缠身,秦始皇并没有将愚民政策推广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维护统治方面,秦始皇做的有两件事是较为突出的,一是听从独廷尉李斯的建议,将秦以外的史书全部焚毁,私人所藏儒家经内和诸子书都当干柴烧掉,聚谈诗书者斩首,理由是“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不过,这里的书并非全烧尽了的,医药占卜及农作物的书不属烧禁之列。


始皇心知肚明,民众虽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强身健体,所谓思想不可杂草丛生,但田间不可不繁荣锦秀,而始皇几次出巡,“以示强威,服海内”时也不能不有个风水算卦的先生跟着。


作物书虽然几千年没有大的进展,黔首们仍只有面朝黄土北朝天的份,但农也早已纳入了科学的范畴,为人津津乐道。


愚弄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不够的。秦始皇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造宫室,其实造宫室,除了收集天下美女外,还搜集天下兵器,将其销毁,然后在阿房宫前殿,筑成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据称为防有人携兵器入阿房宫,还设了磁石。


这既体现了秦朝的愚民措施,又说明秦始皇对自己安全的担心。张艺谋电影《英雄》中,也表现了能近身且携带兵器,靠近秦始皇的人,都是何等受到信赖之人。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既有眼,独夫难为,之后的事是始皇帝没有想到了。没有兵器的民众揭竿而起,这就是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兄弟的起义;没读过书的项羽刘邦杀进了阿房宫,“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


中国文化和动荡的年代有缘。春秋战国时期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光辉岁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时的诸多学说,开创了中国未来诸多学派的先河。


而秦始皇统一甫定,立刻闻出了百家是异端邪说,要把藏在民间的书付之一炬。焚书坑儒只是让人无书可看,或索性不看书,所以那时的民众还是不失天性的。和其后统治者比,秦始皇也只是小儿科,区区阿房宫还不够交学费的。


如果说民意是个女人,焚书坑儒,实际上也只是光天化日下绑架民女的行径,虽罪恶,但也只是将她关起来,虽然偶有动手动脚的嫌疑,但主要还是让民女隔离大千世界,至于民女怎么想的,秦皇老儿并不知晓,由于秦皇忙于日理万机,劳顿不堪,还没来得及将民女揽在怀里,便在出巡的路上病死。


时为前210年,三年后,秦朝灭亡。


该死的,民女被诱奸了还被蒙在鼓里。


以史为鉴,照见未来。在推翻秦制后建起来的汉统知道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汉武帝的确是站在前人肩膀上高瞻远瞩的一位。


前206年,集文盲与流氓大成者刘邦夺得天下,建汉,号汉高帝。


中国愚民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史料载,汉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认儒学在学术上的正统地位,但西汉前期,指导政治的学说是黄老刑名之学,阴阳五行次之,儒学也只有替人打酱油的份。


从黄老刑名之术,到《公羊》学的盛行,汉时政治进入成熟时期。从霸(刑名)王(儒)道,到纯儒学,愚民政策也羽翼渐丰。昔时秦皇,只知秦家天下,而到汉时,纯儒学的政治主张实际将统阶阶级完全的划分到一个阶级的份上。


纯儒学政治使上下层豪强得到兼并的便利,同时也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听皇帝老儿的。


社会将由秦时的物质上的统一,逐渐转移至思想上的统一。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独尊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春秋公羊》,罢黜百家。西汉前期,为官有三条途径,一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自备车马薪水,可进京做官。二是在本郡做官,不限财产。三是由大官老爷征召。


而汉武帝在独尊儒术后,昔日的黔首们也开始官迷心窍,兴高采烈地赶着大好前程去了。这就是那时的孝廉与茂才制度。儒学与做官结合起来,武帝说,只要你们顺从我的《公羊》,我就给你们好官做。董仲舒与公孙弘也是深得主子的好处的。


当时“古董”成了西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而“老公”则做了丞相,封平津候。


汉武帝牵出他的《春秋公羊》,是因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专诛乱臣贼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里,便出了阴阳怪调。


董仲舒的哲学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董说凡事有阳就有阴,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昼必有夜。所谓“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阴阳”。董的阴阳怪调是,阳性尊,阴性卑,君、父、夫是三阳,臣、子、妻则属阴。


中国几千的封建糟粕便是从此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帮奴才。据其阴阳怪调,引而申之,有愚必有被愚,有强奸必有被奸。


而为了当官,进取向上,有事业心,做汉时的好青年,就只有皓首穷经的份。


据载,武帝后的百年间,因为士人求仕必通儒,因此没少耗费青春。


据称有个研究《书经》的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来解释《尧典》中的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其实这些秦大师,虽然通了经文,但却也只有当愚氓的份,不过,虽然受苦受累,但也算是白发而立,事业有成;愚公读经,公而生子,子而生孙,总有一年能把经书读透,彻底体会经朝廷的精神。


汉武帝作为西汉时的领秀,其英明在于他不像秦始皇那样去焚书坑儒,而是让大家“有书读,读好书”


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人们还能见到身穿马褂的人在大街上点着油灯,彼志不移,令人唏嘘。只是他们仍未明白,因为那点功名利禄而被诱奸,自己早已成了行尸走肉,却还和《公羊》撒着欢打着滚呢。


朱熹挥舞着刀子,把辫子咬在嘴里,表演割阴的艺术,被虐干的姓奴痛苦地呻吟着。


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曾进行过一次调查,目前至少36个国家1.2亿的妇女被割去阴唇。不过,这大多数都发生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约定俗成的仪式。


事实上,在肉体上的阉割远不如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阉割来得漫长。精神与思想上的阉割在宋朝的中国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国人的欲望与创造力也成了裹脚布里的敲烂的碎玻璃渣子,稍一动弹便会有十指连心之痛。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前后有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战国孟轲,之后的董仲舒,然后便是宋朝的程朱理学


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似乎只是来自统治阶级,而民间的思想,在阉割了真实性与真诚以后的御用。


宋朝的理学便是如此。


几百年后人们将朱熹从坟墓里挖出来对话,不仅是因为他的英名,更是因为他曾经在中国渊远流长的愚民历史长河中掀起过巨浪。


直至今日,仍余波未逝。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让他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理”。这话听来似乎艰涩,却又语重心长,实则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翻版。


在程朱理论的教唆下,一向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也因此成了“万世罪人”。这还是王安石死后一百年的事。


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理论”被当作不良学说,这和一千年后某个时期的“两个MUST”形成鲜明的对照,和王安石比,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上的长进并不是绝对与时并进的。


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实际上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甘心为奴,甘心于当时的政治制度,消除异见于无形。


大凡异端皆是人欲,统治者的意愿便是天理,在将程朱理学推上大一统宝座的宋理宗看来,强奸民意就是天理,民意不被强奸便天理难容了。


就像是那些非洲的部落里的规矩一样,如果你不割阴,那你就无法加入成年人的行烈,并为这个部落所不容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朱熹也算是公众的公仆,却只作着愚民的事。也可以由于其本身的阶级缺陷,脱离了劳苦大众,做出了伤害劳动人民情感的事。而他也藉着被阉割民众的血,浮到了宋朝正人君子权威的宝座上去了。


正人君子当道,此时的中国人便只能做一个纯粹的人,没有私心杂念的人,心存天理的人,性冷淡的人,此时的中国,痛苦的呻吟也被皇帝老儿当作快感的呻吟粉饰着。


清政府很快与洋人勾搭成奸,梦里回到战国。


从强奸民意的愚民到诱奸民意的愚民,一千多年过去了。


到清末,一切又发展到了极致。在《中国通史》中讲到清朝的文字狱时有一段感慨,“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狂疑忌,强化暴力统治。”


于是愚民政策便一并出笼了,在清朝,这种愚民政策是充满血腥味的,即使是当年的四书五经,也是要经过消毒处理的。


康熙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以“文字之过”大兴狱讼与杀头。乾隆时将文字狱作为治国大计。


最后的结果是,仇家告讦,诬告盛行。清官遇讼,冤案丛生。师友株连,人人自危。这一点很像中国二十世纪......。


乾隆还干了一件事就是焚书,而且这一烧便是十几年。人们骂八国联军烧了官方的园林时却很少有人骂朝廷烧民间的书籍。用乾隆的话来说是这些书“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


全毁,抽毁,删改者不计其数。官方的虐政让纸张上的历史变得面目全非。


民众若有所思所想,便是冒着杀人的危险了,草民黔首,非不学无术,而是不能。


如此积贫积弱积愚,中国也只有生灵涂炭的份。于是鬼子们的洋枪洋炮全来了。当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到中国时,清政府很快与洋人勾搭成奸,一起干着鱼肉百姓、强奸民意的勾当了。


方便的时候,利用百姓的爱国主义,让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战士们去站在灭洋的最前沿。


再之后便是没完没了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反清政府,反洋人,反资本家,反帝国主义……中国的老百姓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自以为做着爱国爱家的行为。


想来在那时候该有人摇着滚着喊梦里回到唐朝的,但中国并没有因此回到开元盛世。


而是进入了新时期的战国时代,国家不幸诗人幸,中国人迎来了肉体上的战乱与精神上的百花齐放。


就这样在兵荒马乱中有了群混沌初开的人,如鲁迅,郁达夫,茅盾,还有后来的老舍,傅雷,不过他们大多也只是获得了无限哀名罢了,郁达夫是最惨的,他死在武大郎后代的屠刀之下。


回头又想起老古董的话,天地必有阴阳,阳为尊,阴为卑。


老百姓看来只有卑的份了。阳在上,阴在下,老百姓便只有被压迫的份了。要想“黔首安宁,不用兵革”,老百姓便只有被愚弄的份了。


所以,政经堂说近代以前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愚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