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与主旋律的新变周期

媒介之变 2020-11-28 09: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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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佳山

说到主旋律,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大决战》《长征》《建国大业》,或者《焦裕禄》《孔繁森》之类的。的确,从1987年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开始,主旋律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至今已经整整30年有余了。但主旋律并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其自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层积,今天的主旋律和30年前相比肯定也不是一回事儿,这个问题三年前的青年文艺论坛也讨论过。

我们先大致回顾一下主旋律的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90年代前后那些事儿,就是《大决战》系列、《开国大典》《渡江战役》之类的。现在对主旋律的主流一般认识,其实还停留在那个阶段,认为主旋律就是完全由国家出钱搞定的,给国家看的东西。那会儿和现在的最大不同确实就差在钱上,为了拍《大决战》甚至能动用军费,这在今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人民的名义》的制片人做梦都梦不到的啊。

第二个阶段就是新世纪初那一拨儿,代表作品就是那会儿的一批“长征”题材作品。配合那时的“走下神坛”话语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说”模式,主旋律的焦点都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三国诸葛亮”式的呈现上。也是从那时候起,国家投资开始从主旋律中退场了,主旋律在资金意义上基本都是市场化运作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个阶段,也是知识分子视野的天际线,知识分子圈讨论主旋律一般也就到此为止了,再往后的主旋律是咋回事就都不知道了。在这个阶段不仅在资金投入意义上已经和国家完全没关系了,在内容制作逻辑上也高度市场化了,开始遵从好莱坞等主流大片的制作逻辑。那么,拿上述的三个阶段来套今天的《人民的名义》,哎,是不是套不进来?好像都没啥太大关系,哪里出问题了呢?显然今天的主旋律又发生新变了,溢出了过去的框架。

我们再次回到2015年6月,中纪委宣传部调研组到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座谈,中纪委宣传部希望两部门配合,用文艺推动反腐。反腐是当前我们国家前2、3件大事之一,用文艺推动反腐,就是让主旋律兼容这一话题,并有正面推动作用,这个意思很清楚。而且我们看中纪委宣传部除了“不能一写反腐就写成案件剧”的另一条具体要求:“不能一写公检法就写成劳模剧”,说他们懂业务并不是吹捧,这里的劳模剧的具体意思其实是反思了过去主旋律的相关问题,别弄成苦情戏,正面人物也得有血有肉,也得食人间烟火。


也就是不管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中纪委宣传部的思路都是非常清晰的,但在他们之前还有先例——2014年的《湄公河大案》和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湄公河事件,这个不用多说了,大家都大致了解。出了这么大事,处理完之后,总要在国家层面上有所表达,而总局2004年的禁令还在,确实到了今天也没有公开说法说那个禁令就失效了,那么从电视剧生产的角度怎么办?


那就只有主旋律这一条路,从国家主旋律的角度进场,就像中纪委宣传部给广电总局留的作业“广电总局每年电影最少一两部,电视剧最少两三部,而且必须是精品”,当时公安部也是这么进入这一领域的。所以主旋律经过30年走到了今天,已经走向了新的阶段,要比之前任何一个阶段都复杂的多。即便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些主旋律,其实他们只是以比较花哨的方式完成了规定动作而已,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而到了《人民的名义》这个阶段,则开始推陈出新。


与过去由国家标明明确边界的主旋律作品相比,今天的主旋律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对于文化边界的“勘测”也由其自身完成,并没有谁告诉你哪行哪不行。而这不正是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在文化产业也好、大众文化领域也罢,开始成熟起来的标志么?不管操持怎样的立场,这至少是不小的进步吧。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一直很吃亏的,就不说《纸牌屋》、也不说好莱坞了,就说和我们相对接近的韩国吧,韩国电影从来就不缺少这种大尺度的高层反腐、涉案的影视剧,但是和好莱坞一样,这反而印证了他们文化产业意义上的成功,甚至成为了他们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相比较而言,从2004年到2014年,我国这个领域一直被“捂着”、“摁着”,吃亏的显然是我们自己,远不是影视领域多赚点钱少赚点钱那点事儿,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层面一直吃着暗亏。在影视领域的结果,就只能是逼着《白日焰火》用欧洲电影节现代主义标准来呈现那段历史,说白了就又是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白人老外“窥淫癖”的猎奇心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情和美国非常不一样,《纸牌屋》还是晚期资本主义那一套逻辑,我们没必要和他们一样,真一样了也不是啥好事;但我们还是可以算一算,这里里外外差了多少意思?

真的是“失去的十年”啊。当然了,谈任何问题都不能抽象谈,我们再放大一些看吧,影视领域的市场环境其实更不乐观。按照刚才的梳理,尽管今天的反腐剧、涉案剧开始有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的历史任务,其生产、传播等和国家其实也是无关的,都是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中完成的。《人民的名义》就是最好的例子。

比如在剧中扮演赵立春同志的另一个前秘书,朗诵了《共产党宣言》的制片人高亚麟就明确说,恨不得写一个关于《人民的名义》的拍摄过程的报告文学,好好揭示一下这个过程中的众生相的丑恶嘴脸,那叫一个搞笑。说是大概有50多家投资机构都表达了意向,并大多签了合同,就因为反腐这个话题太过敏感,有很多机构甚至不惜交违约金而选择毁约。而且它的制作方的三分之一的股份在去年年末,就被另一家大公司转让了。为什么呢?

正是因为这些年影视领域风行的对赌协议,说白了就是业绩没达标,这和其他行业普遍存在的高杠杆投机,其实共享着相近的结构。随着相关泡沫的进一步破灭,金融资本也调低了对影视业的预期。这个行业2016年的对赌总额还是20.7亿,到了2107年直接被腰斩到11.5亿,2018年则是10.4亿。在我们国家的GDP已经臃肿到了这个地步的情况下,10亿人民币真的是沧海一粟,在强势行业看来,这真只是零钱而已。

还有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人民的名义》的发行方所设置的“小鲜肉”“老戏骨”对比的话题,就是强调“小鲜肉”不值那么多钱,而“老戏骨”们物美价廉、是行业良心。事实真的如此么?就连该剧的制片人、导演都承认,这些“老戏骨”在这部剧里面,给的是“内部价”、“人请价”,片酬并没有按照市场价走,真按照市场价,这部剧的总花销就得2个多亿、小3亿了——不管按照什么标准,这都不可能是所谓中小成本电视剧了。这显然是结构性问题,不是“小鲜肉”“老戏骨”这个二元对立能涵盖的。所以,至少中期看,这个行业都不再处于一个乐观的通道中。

因此,当我们讨论身处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人民的名义》时,就不能抽象地讲“大道理”,比如老同志们都愿意唠唠人民是不是个名义,确实不能说这些讨论就一点用都没有;但只要稍微聚焦一下《人民的名义》的生产、传播,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和我们的主观想象,根本就不一样,就不是一回事儿。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它的生产、传播面临多大的风险、多大的挑战?这肯定不是我们在这坐而论道能体会的。今天的主旋律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在其传播过程中受到青年少的广泛关注。因为无论是《大决战》《开国大典》,还是《焦裕禄》《孔繁森》,亦或《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在过去这都是大人的事,是成年人世界的话题,和青少年和孩子们从来都没有关系啊。


说主旋律到了新阶段,在这个问题上也确实足够全新。《人民的名义》在拍摄的时候,为了试图吸引青少年群体的注意,特意加了郑胜利这条他们认为的青少年网生代的线索。但结果是,广大青年少群体在新媒体上都不断表示,他们根本不喜欢郑胜利,把他的空间都留给达康书记吧。说大一点,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史上,这都是前所未见的。


像《人民的名义》这样具有明显的主旋律特征的反腐剧、涉案剧,竟然在青年文化、二次元文化中受到了如此的热捧,这种新的文艺现象显然突破了既有理论的一般性认识。而且这并不是偶然,2016年中纪委的《永远在路上》就在B站上受到了广泛欢迎。我们想想啊,如果说《人民的名义》好歹还是个电视剧,有点剧情的话,《永远在路上》这可是严肃的不能再严肃的正经专题片啊,一点娱乐性元素都没有啊。所以主旋律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它的复杂性,实事求是讲,至少未必在我的认知内,很多东西还要深入挖掘。


面对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我们再也不能拿过去把小孩儿当傻瓜的那一套想当然的思维来看待,包括我们青年文艺论坛曾经讨论过的帝吧出征、粉丝文化等等,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平心而论,我们了解么?恐怕也就了解那么一丁点吧。不解决这个问题,也根本谈不上充分认知这个时代的主旋律问题。综上,到了《人民的名义》这个历史节点,整体性地审视这一波反腐剧、涉案剧爆红背后的产业成因与传播逻辑,是我们这个时代文艺领域议事日程上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认知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曲径通幽的有效路径。要做的工作太多,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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