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丨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

文艺争鸣 2019-05-19 22:11:38

一、两个“作家群”

当代文学研究中,赵树理和柳青常被放在一起谈论。这是有道理的。他们是“十七年”写农村生活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和文学道路,今天仍引发不限于文学问题的阐释和争论:这是“十七年”文学中并不多见的现象。另外,这两位作家不仅作为个体存在,还各自连结着不同的“作家群”,形成有影响力的理念和文学实践方式。“十七年”农村生活小说主要成果是在北方:包括作家所属地域和作品的取材。这里说的“北方”,指的是西北和华北的晋陕冀豫。重要原因是,“当代”的农村题材写作,延续的不是现代的“乡土文学”(王鲁彦、蹇先艾、彭家煌、沈从文等)的艺术经验,而是40年代根据地、解放区形成的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视角处理农村生活的传统。因此,像沙汀、刘澍德、陈残云等,虽说他们都有相当的艺术才能和生活积累,短时间内却无法与这种经验建立无间隔的流畅联系。50年代后身处湖南的周立波也许是个例外,一个可以考虑的理由是,他依据自己的艺术才能,转化了他40年代后期在东北解放区获得的积累。从这个总体状况看来,50年代产生的“农村题材小说”概念,和这种小说主要由“北方作家”承担,是合乎情理的。

“十七年”中赵树理和柳青周围,各自聚集若干思想艺术追求相近的作家。山西的作家,在研究上早就有“山药蛋派”、“火花派”的说法。1962年中国作协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会议(下面简称“大连会议”),组织者侯金镜有“山西作家”的说法。他倒不是有意作为流派概念使用,但也透露这个作家群具有的流派性质。山西作家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都写小说,并主要是短篇。陕西的情况较为复杂,虽然在理念和方法上有共同点,但将他们当作流派看待的情况尚不确定;曾经有过“渭河派”的提法,但没有流行,没有获得更多响应,原因可能是题材、样式的分散。杜鹏程开始以长篇《保卫延安》知名,50年代中期之后,转到写工业建设题材的作品;王汶石写农村,是短篇作家(长篇《黑凤》并不成功);李若冰、魏钢焰以工业建设的散文、报告文学为人所知。陕西还有自己的批评家胡采。

这两个与解放区文学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作家群”,它们之间在文学—政治上的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也有差异。这种差异属于人民文艺内部。从“外部”看,大概无关紧要,可是放在当代“一体化”的文学实践过程中观察,也曾经产生过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重要”,既是指性质,也指曾经发生的历史效果。粗略地说,它们的创作倾向,一是更重视生活的“本来样态”,艺术方法也更多接受“本土”资源;另一则是强调理想、浪漫精神、英雄主义,有概括时代精神、历史本质的抱负。对比地观察它们之间的异同,有助于深入了解在“人民文艺”框架内的多种选择,或者说作为结构的“人民文艺”的多层性的状况。

 

二、文学史位置的错动

40年代后期,赵树理声名鹊起,获得很高评价;柳青虽然出版了长篇《种谷记》和《铜墙铁壁》,文学史地位却不能和赵树理相比。赵树理引起注意的标志点,是周扬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发表,和随后陈荒煤的“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而郭沫若、茅盾、邵荃麟、林默涵等的热烈赞誉,让这一高度评价获得新文学史层面的认定。1949年7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协前身),在全国委员会委员(大概相当于后来的“理事”)中,赵树理列第5位(该排名不是按姓氏笔画排列)。5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新文学选集”都有赵树理作品或专集。前者收入《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后者是包括《小二黑结婚》等在内的《赵树理选集》。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说,“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作了分工。”。按照这个体例,丁玲、艾青作品选入“人民文艺丛书”,也在“新文学选集”中有专集顺理成章,赵树理不然,他的“重要作品”都出世于1942年之后。编者应该意识到这个违例,便事先在“凡例”中为赵树理的入选埋下伏笔,说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这一个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编者当初商议的详情不得而知,猜测是仅凭“人民文艺丛书”,不足以让赵树理在“新文学史”上获得较为牢固的经典性地位。

50年代,周扬和中国作协继续关注赵树理的创作和作为“流派”的山西作家的发展。1956年2月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周扬的报告,将赵树理和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并列称为“语言艺术大师”。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的创作流派的问题。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提出总结和发展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西作家文学经验。1958年6月,《火花》和《文艺报》编辑部在太原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山西文学创作特点,随后《文艺报》刊出“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

不过,实际情况和预想并不切合,赵树理在当代的地位呈现下降的趋势。《邪不压正》1948年10月发表后,年底和第二年初,《人民日报》就刊发不同评价的争论。1950年,竹可羽发表文章指出了《邪不压正》存在的缺点。1950年担任《说说唱唱》主编期间,因为刊登小说《金锁》(淑池)赵树理受到批评,他有点不情愿地在《文艺报》做过两次检讨。长篇《三里湾》出版后,虽然有不少推介和评论,也被作为“建国后”的优秀作品在总结性报告中提及,但总体反应并不热烈,周扬的一次报告在肯定它是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变革的“优秀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它在表现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力量上还没有达到“充分真实”,对先进人物的描写没有表现出“实在的力量”。1959年《文艺报》刊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武养)引发对这篇小说的争论。《文艺报》组织这次讨论,是想借此探讨当年有关创作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难题;讨论的引导方式,和以细言(王西彦)的《〈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结性文章,表明《文艺报》持的是保护、支持赵树理的态度。不过,《锻炼锻炼》在读者印象中也成为一篇有“问题”的小说。接着,由于1958到1959年,赵树理写信写文章,对人民公社运动,对农村所有制和具体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反右倾”运动中在中国作协内部受到批判。直至60年代初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实行退却性“调整”,赵树理的地位才得到短暂回升。1962年8月的“大连会议”上,他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圣手”。参加这次会议的康濯随后发表的文章中说,“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农村题材作品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作家都难以匹敌”。但好景不长,紧接着发生的作为“文革”前奏之一的“中间人物论”批判,他与邵荃麟,连同山西作家西戎等,开始遭遇厄运。

前面说的,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在50年代初的文学史地位不如赵树理。柳青在《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之后,潜心于生活积累和《创业史》的构思,期间只出版散文特写集《皇甫村三年》和中篇《狠透铁:1957年记事》。但在50年代中后期,杜鹏程、王汶石等的写作,凭借高扬的英雄主义风格而崛起,大开大阖的气势、结构,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品,如《在和平的日子里》、《延安人》(杜鹏程)、《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严重的时刻》(王汶石)、《船夫曲》(魏钢焰)等,在夸张的浪漫主义时代享有极高的声誉,被作为实践“二革”创作原则的成功范例。至于《创业史》(第一部)产生的热烈反应,更是十七年小说所罕见。出版后的一年中,报刊发表的推介文章有50余篇。许多著名批评家,如冯牧,李希凡、姚文元、朱寨、阎纲等都纷纷撰文,这个盛况,是“十七年”其他的作品难以企及的。

不过,60年代初对杜鹏程、王汶石评价的热度显然下降,从大连会议的发言中可以体味到。对《创业史》的高度评价虽然没有改变,但在邵荃麟、严家炎那里,它的思想艺术成就的指认,发生从先进人物(梁生宝)到时代变革中背负思想精神负担的人物(梁三老汉)转移的情况。由此引发的争论,由于脱离了学术讨论正常轨道,邵、严的观点在提倡“中间人物论”的名目下受到压制。邵荃麟成了中宣部和中国作协丢卒保车的“替罪羊”,所谓的“中间人物”的问题,被上升到“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之争”,邵荃麟匪夷所思地成了“反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的代言人”。

 

三、“文革”中的遭遇

“文革”发生后,除极个别,绝大多数知名作家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批判,柳青和赵树理也不例外。柳青在陕西作协系统和长安县,受到批斗,游街、抄家、关进“牛棚”,被迫做检查,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妻子马葳不甘受辱自杀。

赵树理更为悲惨。1966年6月“文革”开始,首先是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和县的党政机关发动对他的批判。8月,山西省委宣传部、晋东南地委就相继召开批判的赵树理座谈会,把他定性为“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山西日报》在两三年间,连篇累牍刊发批判文章。1967年初,批判扩展到全国范围。1967年1月8日,当时相当“风光”、曾一度与《解放军报》一起成为“文化革命”喉舌的《光明日报》,刊发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的文章。1月9日,《解放军报》以整版篇幅批判赵树理。此后,许多省的报纸都相继刊发批判文章。曾获“人民作家”称号的赵树理,遭受长时间非人的折磨,1970年9月23日被迫害致死。

可以看到,“文革”期间对柳青的批判,基本上是在他生活、工作的省和地区,他获得“解脱”的时间相对也较早。赵树理死的时候,则仍身负恶名和罪人身份。对赵树理的批判也不限于他生活的省区,他在全国范围内被作为“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对待。翻阅1967到1968年“造反派”组织编印的批判文艺界“黑线人物”书刊,也能发现这一点。如下面的几种当年流传颇广的出版物:

《送瘟神——全国111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中国文联批黑线小组编写组编写,北京师范学院《文艺革命》编辑部1968年9月印。文艺界“黑线人物”111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文艺黑线头目”10人:周扬、林默涵、齐燕铭、邵荃麟、刘白羽、夏衍、田汉、肖望东、阳翰笙、刘芝明。第二类(文学类)依次为巴金、老舍、赵树理等43人,赵树理列第三名。第三类为美术、电影、音乐等艺术类。所列“黑线人物”中无柳青。

《文艺黑线人物示众》武汉大学中文系鲁迅兵团《无产者》编,1968年5月印。第一类也是“文艺黑线头目”,除没有刘芝明外,其他与《送瘟神》一书同。第二类文学界共54人,头名是巴金,第二名赵树理。无柳青。

《六十部小说毒在哪里?》,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战鼓》编辑部、红代会人大三红文学兵团编,1967年10月印。所列小说不少曾被江青点名批判过。长篇为主,也有若干短篇集。当代知名小说几乎囊括其中,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红旗谱》、《播火记》、《在和平的日子里》、《乘风破浪》、《红日》、《李双双小传》、《山乡巨变》、《刘志丹》、《六十年的变迁》、《三家巷》、《苦斗》、《大波》、《苦菜花》、《在茫茫的草原上》、《上海的早晨》等。赵树理有《三里湾》、《下乡集》、《灵泉洞》三部列入。未见柳青《创业史》等作品。

《黑文艺家罪恶史》,广州红代会华师红旗《鲁迅公社》等编,1968年5月印。上下两册共列“黑文艺家”95人,无柳青。

另外,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1968第6、7期合刊为“打倒反动作家赵树理”专辑,共发表13篇文章,并附有年表性质的“赵树理罪恶史”。该刊到1968年10月共出版19期,提及的批判对象未发现柳青的名字和作品。

当年“造反派”的出版物和批判文章,其材料真实性历来被广泛质疑,研究者一般不会将它们作为可靠的资料征引。不过,在政治高度敏感的时期,这些出版物其实也遵循着权力高层设定的界限、规则。“文革”中对赵树理这样的怨毒嫉恨,可以考虑的原因一是他的成名与周扬有关(“树立的黑标兵”),另一是他1958到1962年并不呼应政治风潮的创作,和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批评性言论。他在山西受到的长期折磨,则可能与他的生活理念和个性相关。有研究者认为,“说理”是他的小说叙事的支撑点和推动力,也是他关于乡村社会良性运行提取的经验。但在政治风暴中,在面对强大批判势力时,想以此作为辨真伪、明事理的原则和行事风格,显然铸成大错。他后来对此有了彻悟:我是农民里的圣人,知识分子里的傻瓜。

柳青不同,虽然对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对人民公社运动也有看法,有批评,但他或基于生活、艺术目标,或因性格而能隐忍,将痛苦埋在心里,这从他女儿刘可风《柳青传》的记述中可以得知。他的作品和公开言论中,批判者难以找到“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痕迹。况且,“文革”期间高层掌权者的态度,在当时也是左右作家命运另一更重要的因素。

 

四、“新颖的”文学:赵树理,还是柳青?

50年代赵树理评价的下降,看起来似不合“情”,却于“理”有据。这一点,竹可羽50年代初对柳青、赵树理的评论,提供了观察这个现象的角度。当时,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青批评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义的把握,似乎比一些大牌批评家来得熟练。1950年前后,他在《文汇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评论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有《高干大》、《种谷记》、《传家宝》、《新儿女英雄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他的主要看法是,它们虽然值得肯定,但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对于柳青的《种谷记》,说它“整个描写上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使人感到只是‘平面的加工’而不是‘立体的加工’”;并提出他的假想:“如果能够不局限于他周围的生活,能够站得更高,把整个边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变工队的运动中所发生的普遍意义的思想问题更高地概括起来,或者说,如果作者当时已经能够自觉地掌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话,那时一定不会满足于现在这样子的写法的。”与对柳青作品的评论相似,对赵树理的《传家宝》,特别是《邪不压正》,在指出具体得失之后,也同样上升到普遍性问题的层面。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心原则,是创造英雄人物的英雄形象,但“这在当前中国文艺界,似乎还没有被普遍重视起来”,赵树理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处于“自在状态”。接着,他对当时“学习赵树理”的倡导做了这样的分析: